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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经皆史”与章学诚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章氏已俨然成为这一口号的担纲者。也正因如此，章学诚时常被指斥有舍弃常道、夷经为史的嫌疑。这种看法显然是失实的，章氏曾说，“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”【7】。可见，六经所载之事，是明理的正途。“即器明道”，才是士人君子的要务。【8】所以，如何明道是其学问的最终旨归。所谓“六经皆史”，必须在其道论的理论背景中，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。那么，章氏究竟欲明何道？何以明道？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上》篇开宗明义曰：“天地之前，则吾不得而知也。天地生人，斯有道矣，而未形也。”【9】章学诚以天地生人之前为不可知。或许，这对他来说乃是根本不必知的，因为章氏的理论关怀始终围绕人事。生人之前的境况，无关宏旨。紧接着，章学诚描绘了一幅文明起源的图景：随着人类社会规模的逐渐扩大，维持秩序所需的组织形式也日渐复杂。道的渐形渐著，就展现为文明蒸蒸日上的进程：章太炎的批判详见于《国故论衡·原经》一文。该篇尝试探究“经”之原意：沿着不同的思路，章学诚和章太炎分别完成“六经皆史”说的建构，成为古文经学的两座“地标”。纵使他们对“史”的理解判然有别，但不分经史的思想共识，足以将之纳入古文经学的阵营中。也正因如此，古文经学的内部问题，必然会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。因为这一内部问题，导源于以经为史的论断。经学历史化的种子，于古文经学创始之初便已经埋下。刘歆在《六艺略》中，以时间顺序为六经排次，这一做法实属首创。考之既往文献如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《庄子·天下》篇，其对五经的排序都遵循由易而难的为学次序：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与刘歆绝异。依据刘歆的说法，《易》溯源于伏羲，《书》“上断于尧”，《诗》“上采殷”，《礼》“至周曲为之防”，《春秋》由孔子删定。刘歆的用意，是要在历史的脉络中重新认识诸经。后来的古学大师郑玄，更明显地具有历史化解经的倾向。他的解读方式可总结为“三代异制”【29】。具体地说，郑玄先预设《周礼》为周代制度的实录，若在注解诸经时，碰到有不合乎《周礼》的制度设计时，则用排除法，将经文判定为夏制或殷制。【30】郑玄为调和异义所使用的策略，会带来一个理论后果：经文的历史化。因为夏、殷、周制都曾是一代之法，将经文断为三代制度，即是将经文视为历史制度之实录。循此，必然会陷入经史不分的局面，从而招致两方面的质难：若经沦为史，那么，经何以为经？而且，已成往迹的经文是否仍有恒久意义？此即经学的身份迷失与意义危机的问题。对于这一古文经学的内部问题，郑玄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。【31】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，倒是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思路。上文引述的山口久和告诉我们，章学诚赋予史官“随时撰述以究大道”的使命，由此，史学获得堪与经学媲美的重要性。但山口没有解释的是，为何章学诚如此独钟于三代，又为何唯独以三代政典为经。细绎《原道》一文，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章氏认为，三代尤其是文、武、周公的时代，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。六经之卓绝，端赖于其诞生时代之独特。正是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“时会”，造就了集大成的周公与六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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